“紅包協議書”打造不出“道德共同體”來源:新文化報 - 新文化網
    據國家衛計委網站消息,國家衛生計生委日前決定自2014年5月1日起,開展醫療機構和住院患者簽署《醫患雙方不收和不送“紅包”協議書》工作。衛計委要求,二級以上醫院必須開展,其他醫療機構可參照執行。為體現醫院法人代表責任,可在醫方簽名欄印製法人代表姓名。患方由患者或其家屬簽名
   (見本報今日B06版)。
    這樣的協議書,實際上並不算新政策,2012年的時候,衛生部公佈的《公立醫療機構管理權力廉潔風險防控規則》中就規定,今後各地醫療機構須實行醫患雙方簽署“協議書”制度,裡面就包括患者入院時醫生不收“紅包”、患者不送“紅包”。如果再往前找,其實很多地方法規都有過類似的規定,包括很多醫院自己都出台了類似的規定。這一次的政策,亮點可能就在於針對性更強了。那麼問題也隨之而來,如何保證這項政策能夠得到有效的執行?從醫院的現狀看來,很顯然之前的一系列政策都很難說有效,那麼這次又有何不同呢?
    新聞里講,要加強監督檢查,統一設立投訴電話,可是在我看來,這很難產生效果。拿我們政府部門的反腐敗為例,監督檢查不可謂不強,投訴電話不可謂不暢通,但反腐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相比於政府工作人員的行賄受賄現象,醫生與患者之間的紅包往來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想象一下這得需要多大的監督成本?也有人會說,患者難道不是天然的監督者嗎?這話固然不假,但現實的情況是,在醫療資源嚴重缺乏的時候,患者的理性選擇是送紅包而不是投訴。甚至是主動送,醫生不收都不行。拋開這些不談,投訴電話還有一層倫理困境,會不會有人以此作為要挾醫生的工具呢?如果對這種情況加以甄別,這又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凡此種種,我們就很難排除這項工作停留在紙面上的可能了。
    關於紅包問題,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講過,問題的根源就在於供不應求的市場需求和國家出於公益目的對醫療資源的調配包括對價格的限制之間的矛盾。說簡單點就是,患者太多了,而醫院又不能通過價格來調節,醫生們累得要死,但是收入卻無法匹配,於是這部分市場額度就通過紅包釋放了,這跟春運時候的黃牛高價票一個道理。解決問題的辦法也很簡單,擴大供應,或者是開放價格。然而我們也清楚,擴大供應太難,而放開價格又跟我們醫院的公益屬性不符。那麼加大處罰力度呢?我們前面也講了,一來監督困難,二來這很可能在未來讓醫生這個職業失去對人才的吸引力。
    也許有人會說,這個行業就不應該是低道德的,我們也不需要那些沒有道德的醫生。我們更需要像“走廊醫生”蘭越峰那樣的醫生。然而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把這樣的醫生鑒別出來呢?在我看來,我們需要的不是由每一個高尚的醫生所組成的系統,這就像我們希望所有的官員都是高尚的一樣難以實現。我們需要的是首先營造一個道德共同體,然後再由這個共同體去影響每一個加入者。美國著名的哲學家邁克爾·桑德爾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好的共同體,應該讓你一進入其中就在習取美德,獲得一種善的歸屬感;你不需要被牽轉頭顱,集體仰望某個榜樣,不需要瞭解愛心是什麼,並被教育去“獻愛心”。
    桑德爾的觀點很明白,相比於道德上的呼籲,一個健康的肌體更重要,當肌體不健康,像蘭越峰這樣的人就會被排擠出去。老話說,衣食足而知廉恥,在我們看來,醫生這個行業很體面,收入很高,然而相比於他們在學習知識以及工作上的付出,再橫向比較國外的醫生收入水平,我國的醫生顯然只能算是工薪階層,而且還面臨著醫鬧的風險,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他們講道德奉獻實際上是不實際的。只有讓付出與回報達到一個相對正常的水平,這個肌體才可能是健康的,一個良好的道德共同體才可能實現。
    也許還有人會說,你這論調跟高薪養廉很像啊?我覺得還不一樣,相比於公務員的工資,醫生的收入有一個最好的調節工具,那就是市場。因此,如果我們不能給予醫生這個行業應有的待遇和尊嚴,任何阻止他們收受紅包的辦法真的很難奏效。當然,如何在公益和市場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的確是個難題,如果能夠有經濟學家找到行之有效的辦法,那作用太大了,很多領域都用得上啊。
    本報評論員 牛角  (原標題:“紅包協議書”打造不出“道德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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